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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史一考试(复习)宝典名词解释部分

2018-12-07 11:41http://www.cqzkwx.com重庆自考网重庆自考网学历交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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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西周初到春秋中叶诗歌305篇。包括国风、小雅、大雅、颂。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 “商颂”有诗40篇。“风”是指各地不同的音乐。“雅”是雅正之声,指周王朝京畿地区的音乐,又分大雅和小雅,也是缘于音乐的不同。“颂”是宗庙祭祀用的舞曲。
赋、比、兴:
  赋:《诗经》在艺术上对后代文学影响最大就是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者,敷陈其事物而直言之也”,也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从本质上讲就是直接描绘,直接抒情,直接铺叙;
  比:“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带比喻性质的一种手法。
  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引用其它自然现象引起所要咏叹的情感,有进甚至能起到比的作用。如:《关雎》用'雎鸟'的鸣叫起兴,引出诗人即景生情的联想。
  历史散文:古代的散文是伴随着史官词而出现的,他们记载国家在咸和君主的言行,在其中体现了一定的历史、政治和哲学观点,其记述由简到繁,由质朴无华到略具文采。现在人看到的就一部古代历史文献汇编。
  《春秋》:本是周朝各国史书的通称,我们今天见到的《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书中按年代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二十四年的重大事件。相传孔子曾对它加以修订,后来被儒家当作经书。《春秋》记事简略,不带有文学色彩,在记事的用语和行文中,体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
  《国语》:是一部按国别记载的史书,约成书于战国初年,是战国早期人根据各国史料编订,以记言为主,书中记载的史实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等活动。其思想倾向于儒家。书中既尊尊礼,又崇德;既敬神,又重民。
  《左传》:《左传》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历史著作,原名《左氏春秋》,作者是左丘明,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此外还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韩、魏、赵三家灭智氏的史实。书中生动反映了这一时期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再现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有关的诸侯、卿大夫等各类人物的活动。
  《战国策》:是一部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西汉后期,刘向整理后得33篇,共12国策,定名为《战国策》主要记载了当时谋臣策士的言行,鉴于此书的性质,有人把它归入诸子类。
  《孟子》:是先秦诸子散文中儒家学派重要的一部著作,是孟子晚年和弟子万章等人编撰的,全书包括《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等七篇。书中记载了孟子的言行,反映了他的思想学说(也就是他所提出的仁政思想)。
  “楚辞”:是战国后期楚国屈原等人创作的诗歌,是当时产生的一种富有南方地方特色的新诗体。西汉末年由刘向整理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楚辞”是先秦北方史官文化同南方巫官文化融汇、交流的产物,也是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地方文化的结晶。
  《九章》:作者是屈原,是楚辞中一组叙述屈原身世和遭遇的抒情诗,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九篇作品。《九章》只是表明作品的实际数目,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九章》的作品分别创作于屈原生活的不同时期,其内容和让题与《离骚》近似。
乐府:乐府始于秦 绝于汉。根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设有采集各地歌谣和整理、制订乐谱的机构,名叫“乐府”。后来,人们就把这一机构收集并制谱的诗歌,称为乐府诗,或者简称乐府。到了唐代,这些诗歌的乐谱虽然早已失传,但这种形式却相沿下来,成为一种没有严格格律、近于五七言古体诗的诗歌体裁。唐代诗人作乐府诗,有沿用乐府旧题以写时事,以抒发自己情感的,如《塞上曲》《关山月》等,也有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自制新题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如杜甫的《兵车行》《哀江头》等。
散体大赋:汉代兴胜起来的一种文学体裁,一种艺术形式。它除师承屈原、宋玉外,还师承《诗经》的“雅”、“颂”,是从战国时期的纵横游说之风发展起来的。这种作品多属为统治者扬威颂圣的文字,篇幅巨大,文字铺排堆砌。代表作品是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等。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梁萧统所编的《昭明文选》。他收集了东汉末年的一些内容风格相近,而又失去题目的无名氏的五言诗,编在一起,起名为《古诗十九首》。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游子思乡、怀人;二是男女恋情;三是文人士大夫的怀才不遇;四是反映一种颓废心理和一种及时行乐的情绪。
  互见法:“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的一种写作方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互见法分为人物互见法和事件互见法两种。《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和事件的统一性,为了既不伤害这种统一性,又能忠于史实,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建安风骨:东汉末年,建安诗人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展示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抒发作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和积极进取精神;也流露出人生短促、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情绪。作品意境宏大,笔调明朗,形成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风格。后人把这种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称为“建安风骨”。风指作品的思想内容,骨指作品的艺术形式。代表作家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阮禹、应玚、刘桢)及蔡琰等。
  正始文学:正始时期,玄学兴起,思想界玄学成为主流,这对魏晋时期的文人及文学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正始时期的隐士,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他们发言玄远,任性放达,饮酒服药,一进颇有名声。七贤的政治态度和处世方式也各有不同,其中,人品和文学成就最高者是阮籍、嵇康。
  左思风力:左思是西晋文学家,“左思风力”是《诗品》对其诗歌风格的形容。其中《咏史》8首无论是抒写志向怀抱、愤懑反抗,还是写自己的遗世高蹈、大彻大悟,均能古今融合,气势雄健;直抒胸臆,慷慨淋漓,笔调挺拔,辞采壮丽,形成独有的豪壮风格,表现出了鲜明的创作个性。
  太康文学:太康是西晋文学的繁荣时期,此时时局稳定,文人们有时间和精力用于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又因社会小康,文人多忘乎所以,歌功颂德,故形式主义文风亦日趋严重,追求文学作品形式的华美,创作成就并不太高,文人自学地追求作品的艺术表现,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大潮是趋于浮艳,诗尚雕琢,文崇骈俪,词采绮丽成为诗文的普通特色。代表这种主流派风格的作家,当首推潘岳和陆机。
  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是从诗歌声律高度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五言诗从声律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之间的过渡阶段,其理论支持便是永明声律说。出现于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颙在音韵上做出贡献,对汉语语音的天然音调进行规范,沈约把这种音韵的研究成果直接运用到诗歌中,提出了自觉运用声律来写诗的要求“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诗人们把声律说自觉运用于诗歌创作,产生了这个新诗体。诗歌的声律和诗句的对仗加以结合形成了“永明体”。最优秀的“永明体”诗人是谢朓。
北地三才:北魏至北齐时期,北朝出现了几位比较正统的诗文作家,模仿南朝诗文创作,虽然水平有限,难与南朝相比,但它却标志着北朝文学开始复苏,也迈开了南北文学融合的第一步。基中较著名的是温子昇、邢邵、魏收。号称北地三才。
  志怪小说:多指超现实的神灵鬼怪之事,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产生,是与当时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有关的。是普通百姓表达理想愿望的需要,他们将自己的反抗情绪和对理想的追求,通过大胆的幻想,曲折的表达出来。志怪小说的内容是宣扬迷信思想,大谈鬼神妖异,神仙道术,志怪小说大都采用非现实的故事题材,展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艺术上比较简略。代表作是干宝的《搜神记》。
  《搜神记》:《搜神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小说。作者是干宝,原30卷,今本为20卷,作品虽然不乏神仙道术、鬼怪灵异的内容,但故事来源广泛,保存了不少优秀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世说新语》:刘义庆《世说新语》是记叙轶闻逸事小说的先驱,以魏晋知识分子为主要记载对象,故鲁迅称之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对后世的小说和散文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世效仿《世》的作品有:唐王方庆《续世说新语》、宋王谠《唐语林》、明何俊良《何氏语林》、清王晫《新世说》等
  山水诗:真正以自然山水景物为独立的、客观的审美和描写对象,山水诗对自然景物的精细描绘,对永明新体诗和后世山水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代表作家是'谢灵运'.
  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在文学主张上都竭力反对华而不实的绮靡之风,提倡抒发真情实感。对齐梁文风的批判尤显自觉。四杰诗文在内容上有较大的开拓,由宫廷走向市井,由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题材扩大了,思想严肃了,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有了初步的定型。他们的诗带有强烈的热情与幻想,愤懑与牢骚,不仅反映了齐梁所没有的大唐盛世气象,而且气势雄壮,意境宏博,节奏有力,语言浏亮,富于个性,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四杰为结束齐染文风,开启盛唐之间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永州八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属游记,写出了山水景物中的奇妙动人之处,神形毕肖的地再现山水景色的自然美。有卓越的的艺术独创性,善于抓住景物的最主要特征,又善于以动写静的手法与大量的比喻和拟人化的手法,他的游记,画廊式的展现了永州的山水胜景。(游记的名字再写出来)
  花间词:五代后蜀时,卫尉少卿赵崇祚将晚唐五代词人温庭筠、韦庄等十八家词编为《花间集》,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词派因此得名。其核心内容不脱冶游宴乐、男女私情,风格绮艳婉丽,对宋词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温韦:温庭筠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词名家的人,以宫怨闺诗为主要题材,韦庄是唐末另一位卓有成就的词人。二人齐名,并称“温韦”。
  唐传奇:指唐代流行文言短篇小说,它是在六唐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融合历史传记小说、辞赋、诗歌和民间说唱艺术形成的新的小说文体。使得小说由单纯的谈神说鬼,以通过写人来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方面演进。它的兴盛和唐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唐代佛教道教思想的流行有密切关系。受《史记》以来历史传记文学的影响,以及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唐代传奇最繁荣的时期是中唐时期,主要创作在中唐时期,晚唐则出现了大批的专集,传奇的内容既有描写社会生活的,也有写宗教迷信的。但传奇中,成就最高的是有关爱情生活题材的小说,如元稹的《莺莺传》,蒋防的《霍小玉传》。艺术上,情节比较复杂,结构相当完整,语言典雅华丽,富于文采。宋人以后,人们根据这类小说多传述奇闻异事的特点,泛称唐人小说为“传奇”,在明清,则指南戏演唱的戏曲。
  王官采诗:是汉代学者对《诗经》作品来源的一种说法。据汉代人记载,西周时期,朝廷设有采诗的专职人员,定期到民间采诗。班固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可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又说:“孟春之夜,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据说,《诗经》中的作品就是这样被收集到朝廷的。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散文集。《尚书》即上古之书,是一部上古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了从上古到周朝的历史,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虞书》、《夏书》是春秋战国人根据古史传说编纂而成的;《商书》、《周书》主要是商周两代的官方文献。《尚书》以记言为主,其特点是质木古朴,读起来佶屈聱牙,艰涩难懂。《尚书》后被儒家奉为经典。
或者答:我国古代第一部历史文集,是以记言为主的古史。也是儒家经典之一。今文《尚书》二十九篇,古文《尚书》在汉武帝时出现。伪《古文尚书》《逸周书》向来被视为《尚书》的余篇或逸篇。
  百家争鸣:是指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战国时期,多政治中心并存的现实,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激烈。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及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本阶层、本集团的立场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以优厚的待遇招揽游士,鼓励不同的学派自由讲学议论,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他们都思想积极,勇于建功立业,而且敢想敢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
  《逍遥游》:出自《庄子》内篇。逍遥游是庄子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在《庄子》作品《逍遥游》中,对其有所描述。逍遥游即所谓“乘天地之气,御六气之辨,无所待而游无穷的人”的绝对自由的境界。庄子的逍遥游,只是心灵的遨游,带有某种神秘色彩,但又并非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这篇文章想象丰富,带有很多寓言故事,有浓厚的浪漫色彩。
  楚歌体:是中国古代流行于楚地的一种民歌,一般句式长短不齐,中间、句尾带“兮”字,用于歌唱,比较悲凉。战国后期,屈原在“楚歌”基础上,创作出“楚辞”这一文体。西汉项羽、刘邦等人亦用楚歌进行创作,创作出《垓下歌》、《大风歌》等作品,刘彻也有《秋风辞》、《瓠子歌》。东汉用“楚歌”创作的文人有张衡的《四愁诗》和梁鸿的《五噫歌》。
  骚体赋:是汉赋中的一类,它是从楚辞中发展而成的,形式上属于骚体,所以称为骚体赋。骚体赋的大都是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抒发一种“不得帮闲的牢骚”。首倡者是汉初的贾谊,代表作是《吊屈原赋》、《服鸟赋》等。
  气盛言宜:是韩愈提出的创作主张。韩愈特别重视作家精神力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强调作家的道德行为和文艺修养。在《答李翊书》中提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所谓“气盛言宜”,是指作家的道德修养境界高,则在发言、著述时,无论用词长短或声调高下,均能得宜。韩愈的“气盛言宜”即是一种精神气质、又是一种人格境界,与孟子的 “浩然之气”含义接近。气盛言宜的思想对古文运动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行卷:应试举人为增加及第的可能和争取名次,多将自己平日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前送呈投献名公巨卿,以求推荐,此后形成风尚,即称为“行卷”。“行卷”之风与诸科中前途最好的进士科紧密联系,所重在文词的优劣高下。行卷对于唐代传奇的盛行有一定的影响。
  变文:变文简称为“变”,它是在佛教僧侣所谓“唱导”的影响下,继承汉魏六朝乐府诗、志怪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逐渐发展成熟的一种说唱体的通俗文学。变文和后世的“演义”相类似,即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变文以长篇叙事为主,极善于敷衍故事,充分发挥了佛教文学的想象奇特、色彩瑰丽、布局宏大、场景宏伟的特点。变文在艺术形式上也有独特的创造。除了叙事曲折、描写生动、想象丰富、语言通俗外,体制上韵文与散文相结合是其重要特点。变文对唐代文人创作,特别是传奇的创作,对后代的诸宫调、宝卷、鼓词、弹词等讲唱文学和杂剧、南戏等戏曲文学,也有积极的影响。
  沉郁顿挫“:1、是指感情而言,”沉郁“者,”意“也,”沉郁“是指有深挚、沉雄,郁结,抑塞的感情内容;”顿挫“者,”法“也,”顿挫“是指感情的力度,深度,浓度,侧重于意和思想,是指感情表达的方式。沉郁与作品的内容主题有关;顿挫与作品的谋篇、结构、遣词造句等表达方法有关,而两者之间又是统一的。纵观杜甫的作品,思想内容博大精深、韵味深远;感情境界凝重深沉、忧郁悲壮;表达方式百转千回、反复咏叹。
  2、沉郁顿挫在杜诗中,有感情和形式两方面的体现。在感情上,是深厚、悲怆。感伤、郁结的,体现了杜甫的忧国忧民之情。沉郁顿挫“风格形成的原因与杜甫的经历、思想、美学观点有密切的联系。
浩然之气:孟子提出的关于个人道德修养的观点。孟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孟子?公孙丑》上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通过“义”的积累而养成,它“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表现为崇高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
《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的祭歌,总共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篇作品。《九歌》本是古代的一首乐歌名,据说它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所以《楚辞》中的《九歌》并非指九篇歌曲,而是沿用了古《九歌》的名称。在形式上,《九歌》是由巫觋扮神分角色演唱的歌曲,保持着原始歌、乐、舞三者合一的痕迹。
大历十才子:是指唐朝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这一说法最初见于姚合《极玄集》。大历十才子包括李瑞、卢纶,钱起,司空曙等人。其诗作特点是内容比较贫乏,诗风以清丽空灵,省净纤巧为主要特色。
建安诗坛:指汉末魏初时期诗歌。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五言诗兴盛、七言诗奠基的阶段。此时期作家众多,诗作丰富,在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并形成了被成为“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
永明文学:一、永明文学是指上自刘宋泰始二年,下至梁武帝天监十二年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而以齐永明年间为中心。
  二、“永明文学”重文学特质的发扬,重个人情怀的抒发,而且逐渐由情怀抒发转向重娱乐。同时创造了一种清新的美的理想。更重要的,是在诗歌形式上的探索。
  三、“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是从诗歌声律角度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五言诗从声律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之间的过度阶段,其理论支持便是永明声律说。
骈文是一种具有均衡对称之美的文体。它实际上是广义的散文的一部分,但它与散体单行的狭义的散文相对比而有明显区别。骈文的主要特征有四:对偶、用典、声律、辞藻。
上官体:一、上官,指初唐诗人上官仪,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上官仪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人称为上官体。二、特点:细致体察、情思婉转、笔法精细、对偶工整。
馆阁体:是唐代一种分题赋咏和寓直酬唱的诗体。在对于诗律和诗艺的研炼发展上,为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做出了贡献。
元和体:一、元和体是唐宪宗的年号。二、唐代诗人元稹、白居易在元和年间所写的长篇排律、“小碎篇章”、艳体诗统称为“元和体”三、世俗化为社会普遍接受和欣赏的浅近文体,呈现出诗歌历史转折时期的写实尚俗特征。
长吉体:一、中唐诗人李贺,字长吉,所以他的诗歌也被称为“长吉体”。二、“长吉体”诗在构思、意象、遣词、设色等方面都表现出新奇独创的特色,形成瑰丽、冷艳的浪漫风格,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独树一帜。
无题诗一、李商隐用无题为名的爱情诗,称无题诗。无题诗具有“朦胧”的特点,旨意隐秘。二、无题诗的范围,一般认为是作者抒写不原明言的生活遭遇或思想感情的诗篇。包括以《无题》为题的十五首,和以句首二字为题“准无题”近三十首。主要包括两种,即寄托说和爱情说。
苦吟诗:1.晚唐时期,苦吟诗的早期代表是孟郊,后来有贾岛、姚合。他们的诗风相近,都以苦吟著称所以称苦吟诗。2.他们的诗风又各有特色特色:孟郊诗中颇多患难感、忧郁感、以及人生悲剧与绝望心理交织成的幻灭感。贾岛诗多是寄赠酬唱之作,极少反映但是生活,局度也显得比较狭窄。
删诗说:汉代司马迁最早提出此说。《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成)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寓言:是结构简短的虚构故事,主人公是人、生物或无生物,寄寓较深的哲理于其中。
西曲:南朝乐府民歌之一类,采自长江中游及汉水两岸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荆郢樊邓(今湖北江陵、襄樊、河南邓县)一带,今存一百余首。“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依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引《古今乐录》)
九歌:是一组祭神的歌曲,是屈原被放逐江南时,在民间祭神歌舞的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的一组诗,它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和《礼魂》共十一篇作品。其内容,在祭神的同时,也寄托着屈原的身世之基和规讽之意,在艺术上也形成奇特瑰丽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重言:是引用名人的话以证明己意,是“借重之言”,但《庄子》引用的名人名言,基本都是虚构的。
李杜: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的并称。二人以不同风格的优秀诗歌及巨大成就将盛唐诗歌推向无与伦比的高峰。
太康诗风:太康年间,时局稳定,经济发展,诗人生活在比较优裕安适的环境中,加之司马炎提倡名教和拉拢名士以求支持,所以造成了“士无特操”的局面,此时士人群体的普遍心态是求实逐利,求名自适,他们爱财、奢侈、清谈、纵欲。表面看他们风流潇洒,但内心却世俗平庸。醉心于物欲,无任何理想色彩。发之于诗,多为写实的内容,建安诗歌的慷慨悲歌和建功立业的胸怀气概、正始诗歌的优生之嗟和对政治恐怖的激愤均已消失,转而在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方面下工夫,形成“儿女情多,风云气少”、重摹拟、重形式技巧的特点,即刘勰所谓“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的太康诗风。
用典:用典亦称用事、隶事。其本来作用是加强文章的说服力,“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文心雕龙•事类》),后来又有以少总多的效果,即以一句古事古辞,引起读者的丰富联想。   
竹溪六逸:竹溪六逸指唐代诗人李白、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六人共隐于山东徂徕山,时号竹溪六逸。
志怪小说:志怪小说是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一大类别。它起于魏晋时期,繁荣于两晋和南北朝。其主要内容是杂谈神仙鬼怪,其中也保存了一些优秀的民间故事,如《李寄斩蛇》、《三王墓》等,当然也有不少宣扬佛、道因果报应的内容。志怪小说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代表了志怪小说的最高水平。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在取材和艺术技巧方面,都对唐传奇、宋笔记小说、宋元话本、戏曲及明清小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卮言:指立意抒思不受真凭实据的局限,心想笔随,变幻写意之言。《庄子》所谓重言、卮言,其实也都是寓言。   
游仙诗:游仙诗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先秦。而以“游仙”为诗名,则始于曹植《游仙诗》。游仙诗内容尚有两种不同倾向,一种纯写求仙长生之意,另一种则是愤世嫉俗之言。
王孟:唐代诗人王维、孟浩然的并称。二人都善用五言诗描写自然景物,诗歌艺术风格也相似。
抒情小赋:到东汉中后期,汉赋出现了一种句法类于大赋但篇幅比较短小,铺叙摹绘的成分减少而抒情成分极大增加的赋作,如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祢衡《鹦鹉赋》等,这类作品一般称为“抒情小赋”,是汉赋发展的新趋向。
俗讲:唐代流行的一种寺院讲经形式。多以佛经故事等敷衍为通俗浅显的变文,用说唱形式宣传一般经义。俗讲,可称为讲经文,取材全为佛经,思想内容不外宣传佛教教义。它是解释佛教经典的,将艰深而不为“俗人”所懂得的经文,加以通俗的演释后,变得使人人都能明白知晓。其主讲者称为"俗讲僧"。
象外之象:晚唐诗人司空图主要以诗论著名,他提出“象外之象”说。第一个“象”指诗中具体鲜明可感可言的形象画面,第二个“象”则指这种诗歌形象画面所蕴含的无穷韵味,是无象之象,不可置于眉睫之前。
韩柳:唐代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的并称。韩柳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作家,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影响很大。
神话:神话即是关于神灵的故事。按照马克思有关神话的论说,其具有一些基本特征:它是想象或幻想的;它是远古人类对所观察和所经历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解释和说明,是经过“幻想”加工成为想象中的“神化”了的现实生活;它反映了远古人类解释自然(或社会)并征服自然(或社会)的愿望;它是人类还没有能力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做出符合实际的解释的远古时代的产物。 
玄言诗:玄言诗的特点在内容上是以谈论老庄玄理为主,少数兼及佛理的表述。在表达上则是抽象玄虚,淡乎寡味。
元和体:元和是唐宪宗年号。唐代诗人元稹、白居易在元和年间所写的次韵相酬、穷极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间感叹自身遭遇的小碎篇章,以及艳体诗,统称为元和体。摹仿他们作品的诗,当时也视为元和体。也指唐代中后期摹拟元和作家的作品。
古文运动:古文运动是发生于中唐的一场由骈体到散体的文体与文风的革新运动。“古文”作为文体的概念,首先由韩愈提出,韩愈和柳宗元是这一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们借助于儒学复古的旗帜,使文学干预政治,干预现实生活;他们有鲜明的理论主张,从“文以明道”、“不平则鸣”到。“气盛言宜”、“唯陈言之务去”、“文从字顺各识职”等,较好地解决了文、道关系问题,复古与创新、作家与现实等一系列重大文学问题,并大胆地对各种文体进行了开拓和改造,开创了全新的文风。
大历诗风:大历诗风是盛唐诗歌向中唐诗歌过渡的一种诗歌风格。这时期诗歌大多表现孤独寂寞的冷落心境,追求清雅高逸的情调和宁静淡泊的生活情趣,少量作品存留盛唐余韵,写民生疾苦,但气骨已衰,渐露中唐面目。
重章:是《诗经》结构形式的一大特色。所谓重章,并不是把完全相同的字句再罗列一遍,而是改变或替换一些字词后的复唱,这就产生两种情况:一是字词虽变而意义相同,二是改变字词后使诗章间形成意义上的层递关系。重章复沓也是民歌的一般特点,它带有诗歌发展初期的较为粗放的痕迹。
《天问》简况:《天问》是屈原作品中最为奇特的诗歌。共有370余句,1500多字,是仅次于《离骚》的长诗。这诗的奇特,在于它针对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和远古历史、社会现实等,一1:3气提出了l70多个问题,体现了诗人的见识广博、思想深刻以及勇于怀疑和批判的精神。
《天问》屈原所作,是一篇奇文。它就自然、历史、社会以及有关的神话传说,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二个问题,“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摩罗诗力说》)。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在当时是已经有了现存答案的,但诗人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提出严厉的追问,试图找到新的答案。像尧舜,不仅在当时已被儒家奉为偶像,而且在《离骚》、《九章》中也反复当作理想政治的化身来歌颂,在《天问》中,他们的举措,仍然不能逃脱深刻的怀疑。这就意味着,无论怎样的圣君贤臣,都不能成为不容怀疑的绝对权威。
吴歌:主要产生于当时首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一带的江南地区,是南朝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吴声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以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晋书•乐志》)
排律:律诗的一种,每首至少十句,除首末两联,其余上下旬都应对仗。它是律诗定格加以铺排延长,因名排律。
盛唐边塞诗派:唐初边关战事频繁,唐统治者为了捍卫而征讨四方,这成为了唐代边塞诗派形成的社会基础。唐代边塞诗人主要的代表作家是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崔颢等。 唐代边塞诗人大多有从军入幕的戎马经历,擅长采用七言歌行和七绝的体裁。他们的作品主要表现表达请缨杀敌、报国立功的豪情;描写了边塞艰苦生活,缭绕不尽乡思边愁;揭露军中矛盾,以及表现塞外奇异风情和民族融合。 这些作品不仅有一定的思想意义、认识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诗歌兼融了建安风骨和秾丽的齐梁笔致,从而形成慷慨壮丽的风格,洋溢着昂扬的时代精神,成为盛唐诗坛的一大诗派。
献诗说: 关于《诗经》的采集和编订方法的一种说法,具体有①采诗说。②献诗说。③删诗说。汉代采诗说:班固《汉书 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 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天子。”;何休《春秋公羊传》“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天子。”
《吴越春秋》:是东汉时期赵晔所编著的一部杂史,记载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历史。其前五卷记叙吴国历史,后五卷记叙越国历史。此书除记叙基本史实而外,还虚构了一些荒诞离奇的故事,也采用了不少神话和民间传说,颇富文学性,对后世创作历史演义、人物传奇类作品影响深远。
“诗史”:“诗史”之说,最早见于唐代孟棨的《本事诗》:“杜(甫)逢(安)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用诗笔写出自己在安史之乱中的见闻和感受,全面而又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段时期的社会现实,所以在当时就已经被称之为“诗史”。如著名的叙事组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以饱蘸着深切同情的笔调,揭示了这一场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深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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